增長危機,丹比薩·莫約,電子書,mobi,pdf,txt,epub,kindle,百度云全文閱讀獲得

原創 qiangshuai521  2019-10-22 17:37  閱讀 129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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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人員自身并不安全,也有可能受到技術的影響。2011年,諾基亞首席執行官史蒂芬·埃洛普曾警告道,他的員工正處在一個“燃燒的平臺”上,技術正在蠶食公司。3年后,諾基亞手機被微軟收購。其他研究還發現,“1850—2006年,執行標準化計算任務的人工成本至少下降了1.7萬億倍,其中大部分下降發生在過去30年”。在全世界7 100萬25歲以下的年輕人失業的情況下,顯然,技術可以通過提升效率來限制就業機會,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惡化增長前景。
即便如此,考慮到技術能夠降低經營成本,它還是令企業難以拒絕。隨著自動化的實現,物流、人事和日常工作都將變得更便宜、更高效。這并不是說這些職位失效了,也不是反對技術進步,只是要承認,如果技術奪走就業崗位的速度快于創造它們的速度,就會給經濟增長帶來問題。
自動化和新的數字技術不僅威脅就業,還帶來了新的風險,如網絡恐怖主義和生物恐怖主義,都可能阻礙經濟增長。美國政府問責局報告顯示,2015年,聯邦數據在“信息安全事件”中遭到泄露77 183次,而2006年為5 503次。2015年6月,由于國務院使用的生物統計數據儲存系統出現技術故障,使館有三周時間無法發放簽證。這使農場工人無法進入美國,造成了重大的作物損失(其價值尚未確定),并迫使企業成本增加,因為它們必須為滯留的工人支付食宿費用。顯然,企業面臨著欺詐風險和網絡安全問題,尤其是在自動化的進程中;它們必須積極監管和追蹤不法分子,無論是政府還是無賴雇員。
回顧歷史,總的來說,技術進步促進了經濟增長,提高了生活水平。盡管農業和工業革命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但人類的發展進程仍在繼續。例如,美國農業部門縮水與20世紀美國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有關。20世紀初,大約一半的美國人口都從事與農業相關的工作。一個世紀以來,技術和機器的進步替代了農業勞動力,如今只有不到2%的美國人還在從事農業生產。
技術就像一把雙刃劍,它將勞動者擠出一個縮水行業,卻把他們推向了薪酬更高的制造業。而正如達尼·羅德里克在一篇名為“經濟增長的過去、現在和未來”(The Past,Present,and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的文章中闡釋的,隨著各國從農業經濟轉向制造業和工業經濟,再轉向服務業,最后到高科技,人均收入也隨之上升。
事后來看,我們知道,大部分農業勞動力都在制造業和工業崗位中再就業了。但如今,負責穩定失業水平的決策者備感無力,他們無法預測哪些新部門能夠吸納數百萬因自動化而失業的低技能勞動者,他們也無法合理預估人們什么時候會意識到技術的全面影響。盡管技術行業承諾在生物醫學、數據分析和編程方面提供新的就業機會,但其中許多機會還沒有實現。由于評估的復雜性,準確洞察技術的經濟影響是十分復雜的。公務員和企業人員沒能提前充分捕捉到硬件、軟件和數字技術帶來的經濟影響,導致決策者無法評估技術對當代全球經濟的全面影響。
對生產率的衡量是否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一直以來就是一個問題。2005—2015年,美國的生產率平均年增長率在1.5%左右(相比之下,1950—1970年全球生產率平均每年的增長中位數為1.9%)。最近的生產率十分低迷,比過去10年都有所放緩,全然無視同期技術行業的高收益和高企業估值。
一些科技領袖認為,近期技術進步帶來的許多優勢,如移動機器人等將在不久的將來顯現出來。2007年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數字技術投資帶來的生產力一般會滯后5~15年”,這可能意味著,要等自動駕駛和醫療進步都實現以后,我們才能在未來看到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的提升。花旗研究2015年的一份報告指出,“依靠在生產中投入更多資本或勞動力(這一過程的回報正在減少)來謀求大量增長,這種方式已經行不通了”。一個簡單的道理是,科技可能確實減緩了經濟增長,但隨著商品和服務的獲取成本越來越低,生活水平仍然可能在提升。歸根結底,技術創新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它減少了制造業和服務業對勞動力的需求,使失業階層不斷擴張。然而,它也可以降低家庭的消費成本。
從表面上看,一個工作少、商品和服務更便宜的世界顯然很有吸引力。然而,這也會造成一些新的問題。在這樣的世界里,人到底在做什么?他們會像凱恩斯假設的那樣,停止追求財富的積累,思考上帝、文化和永恒嗎?他們會享受新的空閑時光,還是會挑起戰爭?
盡管技術帶來了種種希望,但它打破了曾經所有關于生產力和增長的假設。在今天和可預見的未來,現實是技術正在讓勞動者尤其是低技能的勞動者失業。技術最顯著的影響是導致失業和降低成本,而不是創收和增長。那些受技術威脅最大的人處于低收入階層,這一事實又加劇了經濟增長的另一個逆風:收入不平等。
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2015年的一份報告宣布,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擁有世界近一半的財富;而2017年的報告宣布,8個最富有的人擁有的財富超過世界上最貧窮的50%的人的總和。財富差距擴大的背后是最富有者和最貧窮者之間收入不平等的加劇。隨著收入不平等的加劇(因此窮人的收入大大落后于富人的收入),窮人積累財富變得越來越難。收入不平等在過去10年中被討論得越來越多的關鍵原因,是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日益嚴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曾經一度被認為是中性的,現在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確實是一股逆風。
經合組織認為,收入不平等加劇與經濟增長放緩之間不僅相互關聯,還有因果關系。由于收入不平等加劇,全球主要的工業化經濟體在過去25年中,一共損失了8.5%的GDP。據經合組織估計,收入不平等導致美國經濟增長下降約6%,英國和挪威下降約9%。
坦白來說,在過去幾十年中,較貧窮經濟體實現了顯著的經濟增長,向較富裕國家的平均收入水平靠攏,國家收入之間的不平等實際上有所改善。然而,在這些國家內部,收入不平等已急劇惡化。以美國為例,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平均收入比其他人口的平均收入高出14倍。1978年,這一數字為10倍。《福布斯》每年會列出美國最富有的400人。根據政策研究所的數據,“《福布斯》400人擁有的財富總額為2.34萬億美元,比全國底層61%的1.94億人的財富總和還要多”。這相當于擁有“比3 600萬典型美國家庭更多的財富。這個數字大概是美國擁有貓的家庭的數量”。
收入不平等加劇會造成致命的后果。與徹底的工資下降不同,工資下降降低了個人的生活水平,收入不平等會給整個社會帶來惡劣影響。具體來說,社會上有些人無法擺脫經濟困難和貧困,無法獲得足夠的教育,感覺被經濟進步的同胞甩在身后,于是對制度心生不滿和不信任,對政府失去信心,也會造成潛在的社會和政治不安定。這些都阻礙了經濟增長。
經合組織確認的收入不平等趨勢對生活水平和最終的經濟增長都有重大影響。以倫敦大學學院的一項研究為例,該研究假設在倫敦市中心牛津廣場附近出生的人,和在鐵路沿線出生的人的預期壽命有20歲的差異。星巷周圍的新生兒的預期壽命為75.3歲,這與牛津馬戲團附近的新生兒96.4歲的預期壽命相差甚遠。《大西洋月刊》的一篇研究文章指出,在全球范圍內也有類似的差距,1940年出生的富人預計比同年出生的窮人多活10年。
與此同時,還存在一種真正的風險:即使在西方民主制度中,收入(以及隨后的財富)不平等會表現為更大的政治不平等。《紐約時報》報道,資助美國政治競選資金的約50%僅來源于158個家庭。據估計,每個國會議員都有20多名說客,一次總統選舉的競選費用高達數十億美元,因此,資金仍然是美國實施選舉政治的核心。這些巨額的金錢扭曲了動機,正如《經濟學人》描述的,它們可以“延長立法周期,使立法復雜化,讓走私和獲取特權變得更加容易”。甚至放眼全球,較富裕的國家也有這樣的傳統,利用財富來購買選票,以確保和影響投票決定。
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公共決策者仍在努力解決這一問題。至少存在三個關鍵問題,使有關收入不平等的爭論變得復雜:第一,不平等似乎困擾著資本主義和非資本主義經濟體;第二,即使在市場資本主義國家內部,不管是“左傾”的稅收和支出再分配政策,還是“右傾”的低稅收政策,都沒能遏制住不平等加劇的趨勢;第三,決策者對于優先減少絕對不平等還是相對不平等沒能達成一致。這些角度中的每一個都值得考慮。
首先,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市場資本主義這只“看不見的手”無法防止或補救收入不平等。同時,中國等國家可以通過政策來減少收入不平等。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GDP高達16萬億美元,以市場資本主義為經濟立場,以自由民主為政治方針,也有收入不平等問題。據估計,美國不平等程度為46.1(以基尼系數計算),而中國為42.2。此外,美國的收入不平等在過去10年中有所惡化,而中國的收入不平等卻有所改善,因為其政策有意改善收入不平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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