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學哲學通識課:道德哲學,喬納森·沃爾夫,電子書,mobi,pdf,txt,epub,kindle,百度云全文閱讀獲得

原創 qiangshuai521  2019-12-06 17:58  閱讀 23 views 次
WordPress免費響應式主題:Unite主題

牛津大學哲學通識課:道德哲學,喬納森·沃爾夫,電子書,mobi,pdf,txt,epub,kindle,百度云全文閱讀獲得

牛津大學哲學通識課:道德哲學,喬納森·沃爾夫,電子書,mobi,pdf,txt,epub,kindle,百度云全文閱讀獲得

牛津大學哲學通識課:道德哲學,喬納森·沃爾夫,電子書,mobi,pdf,txt,epub,kindle,百度云全文閱讀獲得

本文書籍獲取方式:

1.掃描左邊微信二維碼免費獲得,添加備注,小編看到后會第一時間回復。

2.掃描右邊微信二維碼,添加微信公眾號:超級讀書繪,打包下載。

社會契約

那些維護社會契約觀點的人可能會抱怨,到目前為止,這個觀點沒有在論證中得到公平合理的對待。他們可能會宣稱,這個觀點要比批評者主張的更具有啟發性。誠然,它的維護者會說,社會契約可能被濫用。或許他們還會承認,這種情況的確發生過。但他們也會說,批評者的說法忽略了另一個更有說服力的觀點:一個構建不壓迫任何群體的“真”道德的理論。按照這種觀點,道德確實是一種社會契約,但發明它不是為了誘騙某一群體屈服。它是(或者至少是)所有人以平等的身份達成的共識。我們同每個人(至少心照不宣地)約定建立對每個人都有利的規則,不光是對弱者,或者富人,或者男人,或者白人,而是對所有人都有利。事實上,盧梭在他更為著名的著作《社會契約論》(1762)中,曾對社會契約應該是什么樣進行了更加正面的闡釋。查爾斯·米爾斯也認同他的觀點,認為種族契約一旦被確認,便有可能建立一種公平對待所有種族的新社會契約。(我們到第十四章時再來看米爾斯的論證。)
那么,該如何更充分地闡釋包括所有人,將所有人視為平等的社會契約這個概念呢?回想一下前面引用過的霍布斯的那段話。他寫道,在自然狀態下,產業、交通、國際貿易、建筑、科學、藝術、文化、社會都無法存在。所以,合作的好處是難以估量的,無論我們是否了解和理解這些好處,它們都豐富了我們的生活。霍布斯主張,就算社會契約是一種妥協,也是可以帶來和平與安全的環境,讓所有人都能在其中興旺發達的一種妥協;沒了它,我們會活得很慘。
拿社會契約的觀點同互惠利他論(見第六章)比較會很有意義,后者可以概括為“你要是給我撓背,我也給你撓”。或許令人有些吃驚,但這個理論的結論是,通常情況下,促進自身利益的最好途徑是為他人而非為自己做事情。誠然,如果這就是社會契約論的全部內涵,那會使道德顯得脆弱、精于算計、有局限性,一些批評家擔心的也恰恰是這一點。如果你不再繼續撓我的背,我也不會再給你撓,而其他人的背甚至都不在考慮范圍之內。如果我有一天早上醒來,發現我的背那天不需要撓,你就得自己給自己撓了,如果你能夠得著的話。那么,我們有什么更偏實質的東西來為社會契約提供基礎嗎?
囚徒困境

幸運的是,進一步深化社會契約論,使之更具有吸引力,還是有些辦法的。豐富該觀點的一種辦法是采用社會科學中的一個分支,也就是綜合了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心理學的博弈論(game theory)。正如其名稱所暗示的,博弈論的部分目的是計算出游戲中的獲勝策略。該理論的發明者尤其對撲克游戲感興趣,但其實,它還有更嚴肅的用途,因為很多社會情況都可以構建成類似游戲的理論模型,因此,我們可以利用博弈論來分析這類社會情況。
最常被用來解釋社會契約概念的例子叫作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這個名稱源自以前的一個例子。假設有兩個人被捕了,我們就叫他們邦妮和克萊德好了。我之所以用真實生活中的雌雄大盜邦妮·帕克(1910—1934)和克萊德·巴羅(1900—1934)來命名,是因為他倆的關系能使例子的一些特點更為突出。
假設警方有確鑿的證據證明邦妮和克萊德犯有某項較輕的罪行,比如偷車。但警方認為這兩個人還犯了更嚴重些的暴力搶劫罪。他們把邦妮和克萊德抓起來,關在不同的囚室里,分別審問二人,并向他們提出了一個相同的交易。審訊人員對邦妮說:
我們知道你偷了車,也有證據在手。通常情況下,你會因此獲罪一年。但如果你供認武裝搶劫而克萊德沒有的話,我們會放過你。而如果克萊德招供而你沒有的話,你就得坐十五年牢。而如果你們兩個都供認了,兩人各自坐七年牢。
換句話說,警方是在告訴邦妮,如果她出庭指證克萊德,自己就不會獲罪,但前提是克萊德不會指證她。而兩人互相指證的話,則都會被判處相當長的刑期。但對邦妮來說,最糟糕的情況是,她自己不招,而克萊德招供了。
把這些信息放在二乘二的矩陣里,情況可能更容易看清楚。單元格中的數字代表可能的刑期,斜杠前面的是邦妮的。

假設你是邦妮,正坐在囚室里,你會怎么做?你會意識到,如果你和克萊德都守口如瓶,各自只會坐一年牢。不算很糟糕,對兩個人來說,這是最好的結果。但你也明白,如果克萊德不坦白,而你招供的話,你會完全免受責罰:一天牢都不用做,比坐一年好太多。所以,邦妮心想,如果克萊德不供認,而我坦白的話,對自己會更有利。但要是克萊德供認了呢?那樣的話,我也得交代,不然要坐十五年牢。看起來,無論克萊德怎么做,對我來說,最好的選擇都是招供。因此,我最好招了吧。但話說回來,如果克萊德有點兒腦子(確實有),他也會得出同樣的結論:所以我們都會招供,結果,我倆都得蹲七年牢——可本來我們是可以只坐一年的呀?怎么會這樣?
于是,邦妮又開始琢磨了。克萊德愛我。他才不會把我供出去。啊哈!那我招供,然后就能免于懲罰了。如此,我可以一天牢都不用坐。但當然,克萊德也能做出同樣狡猾的選擇。他或許認為,因為我愛他,所以我不會坦白。而他可以背叛我,然后坦白,就像我背叛了他一樣。我怎么有把握他不會也這么想,把我供出來?或許比起我,他更愛自由。這樣一來,對二人來說,最合理的選擇好像又是雙雙招供了。結果還是各自坐七年牢。
請注意,就算邦妮和克萊德都發誓會忠于對方,一旦進到囚室后,他們最好的選擇還是坦白。他們有什么理由恪守諾言?而且如果你認為對方會信守誓言,你現在就有機會逃避懲罰了。但是別忘了,對方也會進行相似的推理。
合作和公共物品

雖然有可能發生,但兩個人很少會面對這種需要決定坦白罪行還是守口如瓶的情況。所以在這種意義上,囚徒困境雖然是一個引人入勝的例子,但用來思考道德,卻算不上一個好的模型。不過,其基本概念仍然有著廣泛的應用。在生活里,你經常會面對或合作或不合作的選擇。比如,假設水資源出現短缺,市政府要求我們主動節約用水。我可能會這么考慮:如果大家都小心用水,我們肯定沒事;那我還不如繼續像往常一樣泡澡、澆灌花園,因為城市有一百萬人,一個人浪費水不會造成多大影響。但另一方面,如果大家都和往常一樣,水就會用光,而我做的那點犧牲也解決不了問題,我的努力毫無意義。所以無論別人怎么做,我還是照常洗我的澡,澆我的花壇吧。當然,如果每個人都這么想,那城市的水肯定會耗盡;但如果大家都更節約些,我們便有可能安然度過這個危機,直到下一場降雨來補充水庫的蓄水量。
這些例子有趣的地方在于,從純粹的自利角度來看,自私行為似乎是合理的,因為這對你有好處。但邪門兒的是,如果大家都去追求自利,我們的情況會比大家合作時更糟糕——盡管在某種意義上,合作是非理性的。上面的例子經過這么一解釋,我們會發現,生活中的很多情況都有類似結構,不過通常來說會涉及很多人,而不是只有兩個。這種更廣泛的影響把博弈變成了所謂的多囚徒困境,廣義上講,即所謂的公共物品問題(public goods problem)。
在經濟理論中,公共物品會制造麻煩。比如我們來想一下路燈的安裝。如果我住在一條黑燈瞎火的街上,應該會很希望有路燈,我的鄰居也一樣。如果我決定自費安裝路燈,那我的鄰居也能坐享其成。這就是為什么它們會被稱為公共物品,因為你無法讓它們只供那些付了錢的人使用。同樣,如果我的鄰居安裝了街燈,那我也能免費享受。所以我不如坐等別人來把燈裝好。但是,我們可能都會這么做,所以也只能繼續忍受黑暗,雖然我們大家都很樂意花錢裝街燈,或者至少愿意湊錢。可問題是,公共物品或公共益品——一人付錢、大家受益的東西——相對來說供不應求。而與之相對的“公共‘惡’品”(public bads),比如污染,卻通常“供過于求”,因為通過這類方式,個人可以把他或她的代價轉嫁給全體人。
公共物品和公共“惡”品問題,如路燈和污染,其解決方案明顯是政府行為。政府應該向我們征稅來安裝街燈,在我們污染環境時懲罰我們,進而在某種程度上強制大家合作,使每個人都能獲益。事實上,這正是托馬斯·霍布斯提出要讓利維坦(書名即源于此)來擔任“絕對主權者”的理由:也就是說,利維坦是一個強大的獨裁者,它強迫我們合作,給予我們安全,使得我們能夠擺脫自然狀態下的那種所有人針對所有人的戰爭。我們確實需要一些結構形式來解決我們的合作問題,在這一點上霍布斯說得對,但幸運的是,在只有專制獨裁者才能勝任這項工作的問題上,他似乎搞錯了。實際上,一個問題是:我們真的需要訴諸政治,才能解決如何達成有益合作這個基本問題嗎?我們或許可以通過內化行為規范來做到這一點。這類行為規范可以采取道德律或道德原則的形式,而且可能同法律的強制力量一樣或者更有成效。
因此,道德作為一種社會契約,反映了如果大家都能克制自己、相互合作,那么我們每個人都會更好。因為關鍵在于,在很多社會情況下,如果狹義地去想,對我來說最合理的做法便是叛逃,然后追逐我自己的利益。但如果大家都這么做,我們就會發現自己陷入了科林·特恩布爾的艾克人(見第六章)或霍布斯的自然狀態那樣的世界中。誰想去那樣的世界?
事實上,我們可以再回到邦妮和克萊德的例子上來理解其意義。在前面的例子中,邦妮和克萊德遇上的是一次性情況。但假設這種事情相對經常地發生在他們身上,那么他們很快便會意識到,合作要比逃避更能給他們帶來好處,所以某種自動合作的行為可能會逐漸形成:從不坦白,也從不告發他人。“盜亦有道”說的就是這個。揭發他人會對整個群體不利,如果你真那么做了,那他們很可能會想這種或那種辦法來懲罰你。這種逐步形成的不告發慣例,就是犯罪分子之間達成的一種社會契約道德。
現在,我們可以理解“你要是給我撓背,我也給你撓”這個觀點為什么無法真正反映社會契約的本質了。更確切地說,我們需要這樣一種東西:“我會養成給別人撓背的習慣,即使我從中撈不到什么好處,只要別人也可以養成給我撓背的習慣,即使他們從中也撈不到什么好處。”換言之,社會契約道德看起來完全不像某種契約時才會產生最好的效果。如果它看起來太像契約的話,人們或許就會開始懷疑是不是停止合作才符合他們的利益。到那時,契約便會作廢。

文章標簽:, , , , , , , ,
關注我們:請關注一下我們的微信公眾號:掃描二維碼讀路:致力提供kindle電子書下載、分享。包括mobi、epub、pdf格式的公眾號,公眾號:超級讀書繪
版權聲明:本文為原創文章,版權歸 讀路網 所有,歡迎分享本文,轉載請保留出處!
NEXT:已經是最新一篇了

評論已關閉!